安徽工运的一声春雷

我退休已 20 多年了。如烟的往事在时间的长河中渐冲渐淡，然而《安徽工人报》创刊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却清晰依然。我曾对朋友言，安工报的创刊乃“激情孕育，关爱催生”。

殷切重托

1984年底，当时我在省广播电台主持《农村周报》工作。一天，省总工会副主席杨文友通过安徽日报社的凤元涌同志约见我。文友同志早年在凤台县当县委宣传部长时我采访过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学者型的干部。见面时他说：“电台、省总虽然仅长江路一路之隔，但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想请你和元涌来商量办《安徽工人报》的事。这之前也在新闻界物色了几位，但都不尽人意。不知你意下如何？”说实话，我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最初几年参与办过省台“职工节目”，从1970年起改办“农村节目”，先后任农村组副组长、组长，一干就是15年，对工厂、工人反而生疏了，怕不能胜任。他听了我的意思，忙说：“隔行不隔山，你毕竟还有几年跑工厂的经历，就不要推却了吧。”接着杨文友又把我们引荐给省总主席刘淦。刘主席慈眉善目，让人有亲近之感。听了杨文友的介绍之后，刘淦左一个“专家”右一个“专家”，说得我们心里不安。他告诉我们，早在1960年省总工会就决定办报，印刷厂都搞起来了，由于国民经济困难，随即搁置；文化大革命中工会也被解散了，更别说办报。现在改革开放，舆论先行，共青团、妇联都有报纸，而工会没有。好不容易争取省委宣传部于 9 月 26 日下文批准办报了，但找不到人才。眼看到年底，办报的事不能再拖了。省总工会寄希望于你们，希望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向党组汇报，以便正式作出决定。

我们深深感受到省总领导的信任和期望。可以说，这次谈话使我的新闻从业之路由广播转向了报纸，由农村走向了工厂，而且一干又是15年。

1985 年 1 月 17 日，省总党组开会，听取我们的汇报。我将报纸的性质、宗旨、读者对象、版面构成、工作机制、发行思路等几个方面的初步设想作了汇报。与会领导听了都认为可行，并表示从各个方面支持办报。刘淦主席总结说：“就按这个方案办。”他特别对“鸣时代强音、展主人风采、替职工代言、为各界服务”的办报宗旨并概括为“做喉舌、当益友”表示赞赏。会议决定1985年5 月 1 日前正式创刊，成立以党组成员、副主席杨文友为首的办报筹备班子，由我和元涌同志具体负责筹备工作。

《安徽工人报》的诞生进入倒计时，创刊之车轮正式运转。

激情迸发

省总虽然表示大力支持办报，但当时省总的家底也是捉襟见肘。仅能提供一间不足40 平方米的办公室，摄影的暗房在四楼平台的铁皮房里；原打算支持20万元开办费，也缩减到只有7万元。最大的困难还在于缺少办报人手。当时只配备了从事摄影和行政工作的韩静、王世祥两位同志，我和凤元涌的人事关系还在原单位（我于3月12日调入，元涌更迟一些）。我们只好脚踩两只船，日夜连轴转。当时我们四人真像上足发条的机器，满怀激情投入到新的事业中去。工作节奏之快、效率之高，从下面的几件大事记录中可见一斑：

1985年1月20日，争取到省出版局发文批准《安徽工人报》公开出版发行，4开4版周一刊。1月28日，与合肥市邮政局签订邮发合同。

2月2日，为方便下半年报纸订阅发行，省总发文通知各级工会《安徽工人报》提前于4月5日创刊。

2月4日，在《安徽日报》上连续3天刊发《安徽工人报》创刊广告。2月8日，与安徽日报印刷厂签订报纸印刷合同。2月12日，省总召开各地、市、大企业和产业工会宣教部长会议，研究办报发行工作。

2月16日，省总发出第一个《关于订阅〈安徽工人报〉的通知》。尤难忘怀的是，2 月 25 日（大年初六），70 高龄的省顾委常委、省总原主席陈庆泉和年近花甲的刘淦主席亲率我们赴京取经。那天空中还飘着雪花，飞机在三里街老机场起降颇为困难。在京几天，两位老人带着我们马不停蹄。在工人日报社，从早上8点起和总编辑李冀晤谈，一直谈到中午12点；半个小时吃完饭，接着和社长郭国咏谈，一气谈到下午5点。为了请高层领导题写报名，陈老每天都忙到深夜，先后拜会了陈云、方毅、张爱萍等领导同志。凤元涌初次进京，可是实在无暇逛京城。

回来后已是3月，各项准备工作更加紧张、更加细化了。改革开放洪波涌起，工人报怎样鸣时代的强音？经多方联系，得知安徽工学院动力系主任曹欧抛却户口、粮油、行政和工资关系，毅然前往湖北二汽“打工”。曹欧此举在合肥尚属首例，有力冲击了旧的人才观念和人才管理体制。可是，在改革大潮初起的1985年，许多人不理解，许多人深深思索，安工大院内议论纷纷。在报务缠身的情况下，我抽几个晚上采访了曹欧原来的有关同事和院领导，写成一篇通讯，以《他走了，留下一串问号》为题加编者按发表在创刊号上。

在那个激情迸发的春天，用日以继夜、顽强拼搏形容报社的工作并不过分。一天，省总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凤林见到我，动情地说：“老梁呀，你们的工作大家都看得见。省总宿舍就在你们办公室后边，每天晚上都看到你们办公室的灯光亮到深夜。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呀！”几句话说得我热泪盈眶。

八方关爱

《安徽工人报》的创刊，承载着省总的殷殷嘱托、全省500万职工的厚重期望，也凝结着社会四面八方的深切关爱。

经省总领导出面联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方毅（后任国务院副总理）欣然为本报题名（后因住院，题名推迟，创刊号集王羲之字）；全总书记处书记刘实、省顾委主任袁振、省政协原主席张恺帆分别为本报题词；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广才写来发刊词《职工的喜事》。

杨主席和韩静同志擅长书法，周围结交了一批书画名家。听说要创办《安徽工人报》，我省著名书画家萧龙士、张建中、李百忍、郭公达、郑若泉、龚艺岚、张良勋、叶家和、李传周、黎光祖、朱白亭、韦书林、孟繁青、冯维韬、庄传林等纷纷为创刊号题词作画；杨主席则挥毫为副刊《大潮》题写刊名。3月22日，书画大师范曾来肥，韩静同志前往采访，范曾乘兴为本报题词：“群言堂，众志集。”一天，我登门约请著名作家陈登科为本报创刊号赐稿。他说：“多家报社约我写稿，我都婉辞了。而工人报创刊我不能不写，我是工人出身呀！”很快陈老的一篇《我常常想起一句歌词》（指“咱们工人有力量”）的随笔送到了报社。

省冶金工会主席张杰把要创办《安徽工人报》的消息告诉了安徽老乡、《深圳特区报》总编辑张洪斌。张总编立就一首七律《一纸风行》寄来，热情歌颂本报创刊。

新闻界的支持自不待言。安徽日报社、新华社安徽分社、省广播电台、省电视台、中央台安徽记者站、工人日报安徽记者站等20多家新闻单位发来贺信、贺词。安徽青年报社的刘湘如、合肥晚报社的赵泉还应邀担纲本报的社外编辑，着实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来自各级工会和广大职工的支持更令人感动。省工会系统各级宣教部门和基层工会全力配合抓报纸发行，踊跃为职工订报。安庆石化总厂808个工会小组共订828份；铜陵有色一冶111个工会小组订了130份，还为书记、厂长和各科室订了一份；东至县工会订报872份，成为全省县级工会订报之首。

截至创刊前夕，短短一个多月我们收到来自全国各地300多封贺信、贺电。其中一个来自河南叫李志璞的退休老工人的信，令报社全体同志感奋不已。李志璞参加过著名的“二七”大罢工，退休后因身体不好，长期住疗养院。他在信中说，他老家在安徽，听说家乡要办工人报，激动得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一定要为办《安徽工人报》出一份力。想来想去，决定把多年积蓄的 200 元钱寄给报社，以表支持。要知道，在1985年初的工资环境下，200元并非一个小数字啊！捧着这位普通工人的信和汇单，我们感到，背后有了强大的靠山，有了力量的源泉。我们立即回信致谢，表示不负众望，并退还了这位老工人的血汗钱。

在激情中孕育，在关爱中催生。1985年4月5日清晨，6个版共13万份《安徽工人报》创刊号通过邮局发往全国、全省各地，与读者见面。这是新时期安徽工人运动的一声春雷！当天，《安徽日报》、省电台、省电视台分别刊播了本报创刊消息。当天下午，省总党组正式任命杨文友兼报社总编辑，任命我为副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

致远任重

从此，《安徽工人报》这棵新闻百花园中的幼苗，在省总和全省广大职工的抚育下，在报社同仁的辛勤耕耘中，茁壮成长，由四开变对开，由周一而周二，而周三，而周四，而周五。她以“做喉舌、当益友”和“求实、写真、匡正、布新”的特色唱响八皖。在跨入新世纪前夕，为适应蓬勃发展的工运新形势,经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批准，从 2000 年元旦起，试出对开四版日报。眼看我 60 岁法定退休日（3月16日）即将到来，随即，我和副总编陈平带着样报一同赴京，向国家新闻出版署呈报。负责审批的部门领导听了我们说明来意，劝我们立马返回，告诉我们根本不可能批办日报。在跨出署院大门那一瞬，我心有不甘，立即折回头，直奔署长办公室。经过苦口婆心、充分漫长的陈清，终于说动了署长。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发文批准，《安徽工人报》正式易名为《安徽工人日报》（当时全国仅有上海、浙江、四川等少数几家省级工人报）。接着，又成功地请时任全国书协主席沈鹏题写了报名。

如今，37 年过去，《安徽工人日报》几经坎坷，破茧成蝶，不仅艰难地活下来，而且重整装，再出发。在新时期迈上媒体融合发展的新征程主战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当好党和政府联系千万职工的桥梁纽带，阔步前行！

《安徽工人日报》与安徽工人运动同在！

（作者系安徽工人日报社原总编辑）

本版图片由陈伟、韩芳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