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的红

一只红色的公文包，时常被夹在一个中年汉子腋下，在我看来，这多少有点不协调。从包面的色泽上，可以看出时间已经很久了，包的拎带已经斑驳了。但这些并不影响村书记老夏对它的珍惜和喜爱，因为这个公文包上，还印着一颗金色的党徽。

我每个月都要到池州市贵池区梅村镇十字村联系农村工作，很多时候，陪我一起走访的就是书记老夏。他是一位 30 年党龄的老党员，不苟言语，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半天才一句。

第一次见到夏书记，是在村部，风尘仆仆的，还未坐下来。他就说，我们走吧，看看山上的人。拿起红公文包就出了门。老夏的话让我摸不着头脑，问他时，嗯嗯啊啊地，再不肯多说。村妇联主任娜娜告诉我，山上有一个自然村，有七八户人家。由于土地少，道路不通，村民生活非常困难。去年镇里决定，将整个自然村从崖壁上搬迁下来，但有户村民不肯离开故土，死活不迁移。

到了山上，我才知道这个“山上的人”就是秦老师。秦老师一个人生活，养了一头牛，种半亩山地，日子过得逍遥。他有一把琴，没事的时候，常坐在家门口，对着山涧拉，兴致来了还唱一段黄梅。

娜娜说：“秦老师原是镇上的民办音乐老师，后来辞了工作，搬回老家大青山。”

山下分给秦老师的房子宽敞亮堂，一切都安排好了，但好说歹说，秦老师死活不动。

老夏和我头痛不已。临近过年时，老夏忽然一拍脑门：“有了！”原来夏书记上山请秦老师，为戏班子拉琴。

“拉琴？真是太好了，我的手都痒痒了！”秦老师爽快地答应了。夏书记说，你就暂住在村里给你准备好的那间房子吧，正好不远处就是村活动中心，我们就在那里排戏。

腊月正是农闲的时候，戏班子正好有时间排练。夏书记负责起板锣鼓，秦老师拉高胡。可奇怪的是，今年夏书记的起板锣鼓一直不在状态，动不动把节奏搞错。

秦老师不满地说：“老书记呀，你是不是真老了？要么换个新人试试。”夏书记应了声，打个手机叫来一个年轻人，说：“老秦啊，你收他做个徒弟吧，多年的戏班子，是咱村里的文艺顶梁柱，可不能因为我散掉了，要传承下去啊！”没等秦老师说话，夏书记诡秘地笑笑，又说：

“可培养新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你不是离不开山里的老家吗，这样合适么？”秦老师说：“怎么不合适，教不会这个后生，我就不回去。”

果然，一直到新年之后，秦老师都没有回到山里，再后来，他带着那把琴，牵着那头牛，干脆搬迁到新房住下了。这件事后，我打心眼里佩服夏书记。这就是工作方法呀，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让他很快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

村里帮扶的任务很重，夏书记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要搞一个责任制。”我们开会讨论，最后决定实行点对点精准帮扶。会后，我分到了五家贫困户，其中一户就是郑上文。

他单身，快五十了，和卧病在床的老母亲相依为命。平时酗酒，每次去他家，他都在醉意中，根本无法交流。我无奈找到了夏书记和娜娜。老夏说：“这个郑上文，因家中变故，已经消沉很久了，内心缺少积极向上的志气。这就需要我们基层党组织积极引领，想法子给他们打气，什么情况下也不能丢下他们。”不爱说话的老夏，一口气说了许多。

我受到了感染，于是带了一些粮油，又去了郑上文家。我暗暗鼓劲，这次一定要做好郑上文的思想工作，说服他出来工作，从根本上脱贫。这一回夏书记、娜娜随往，我心里更有底气。

郑上文刚刚喝过酒，斜着眼睛看着我们。

“上文啊，国家的扶贫资金，是让你脱贫致富的，不是让你用来喝酒的。”没等夏书记说完，郑上文接上话：“公家给的钱太少了，你看，我只是个低保户，啥时也给我评个五保户啊。”夏书记打开他的红公文包，从包里拿出一个册子来。夏书记说：“你说国家的扶贫资金少，我们就来算算：你家去年纯收入 21000 元，其中转移性收入10472 元，享受养老金 1380 元，低保 8004 元，抱团发展分红 12000 元，资产收益分红 800 元。另外，村里代缴了新农合费用，还签约了家庭医生，健康有了保障。你要真是个男人，就把村里的环卫工作包下来，一个月3000元，那时，你再喝点小酒，行不？”

见郑上文不说话，病床上的老母亲坐起来，指着郑上文数落了起来：“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成天抱个酒坛子，总有一天喝趴下。要不是共产党，我早就饿死了，哪还指望上你这个逆子？书记啊，你也别怪他，他是在想我孙子呀！不知是哪一世作的孽，这个家，可怎么办呀？”

回来的路上，夏书记告诉我，郑上文是有妻子的，在他儿子 17 岁那年，妻子耐不了贫穷，和一个城里人走了。他的儿子受不了村里人的冷言冷语，也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在村部，夏书记递给我一杯茶，恳求地说：“老王，你在城里熟人多、门路广，麻烦打听上文的儿子到底在哪里，村里帮着寻找三年了，也没找着。”夏书记从红公文包中掏出一张纸来，写上孩子的名字、出生年月、长相特征，郑重递到我手里。我把夏书记交代的这件事，当作头等大事，找社区找户籍民警，甚至电信局我也找了。功夫不负苦心人，一个月后，终于找到了郑上文的儿子。

在我们耐心地劝说下，他最终同意回来一趟。父子见面时，郑上文怔怔地看着儿子，当着我们的面，把一瓶刚打开的酒瓶狠狠地扔了出去，大声地喊道：“不喝了，回来了就不喝了！”第二天，郑上文就穿上了黄马甲，在村里做起了环保员。

在联系十字村的日子里，在和老夏书记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时常这样想着：这些党的干部如老夏书记，才是一心一意带着村民走出困境、共同致富的领头人。工作结束离开乡村之后，留在我记忆深处的，竟是那只红色的公文包，那枚红红的、别在胸前的党徽，都不时地在我眼前闪现。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我一直感受着它们的红，而那种红是那么热烈而柔软、鲜艳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