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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76 年，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势力直接进入安徽腹地。
在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挤压下，安徽的民族工业在夹缝中求生存，发展缓慢，仅限在面粉、碾米、织布、采煤等行业。伴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安徽工人阶级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但是真正的产业工人数量很有限，大部分是黄包车工人、码头工人、城市店员以及进城的手工业工人。工人阶级虽然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以芜湖市的黄包车工人为例，20 世纪 20 年代初，全市共有黄包车 600余辆，分归五六家车行所管。黄包车工人约有2000人，其中以颍州、寿县人居多。高语罕在其调查报告《芜湖劳动状况》（《新青年》1920年5月1日），这样描述黄包车工人的生存状况：他们分日夜两班轮流拉车，穿的“是破烂污糟的”“住的房子和猪圈差不多”，甚至“没过十六岁的小孩拉车子的很不少”。车行老板和官厅互相勾结，任意盘剥工人，使得车夫们的生活难以维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把领导工人运动当作党的中心工作，于 1921 年 8 月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机关。工人运动开始出现蓬勃兴起的局面。1922 年芜湖黄包车工人罢工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1922年3月的一天，在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读书的寿县籍进步学生薛卓汉和胡金台等人，晚饭后散步到东门外铁路埂，看见一群黄包车工人蹲在地上低声怨叹：“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车行里又加租了。”薛、胡细问原因，得知车行老板通过警察厅增加黄包车牌照税，将原来每辆车的租价由24个铜板调高到38个铜板。原本已十分贫寒和窘迫的黄包车工人被老板加租后，生活更加艰难。工人们怨声载道，但苦于没有应对的办法。薛卓汉随即向芜湖市学生联合会汇报了这一情况。
芜湖市学联决定全力开展对黄包车工人的支援：分区段组织黄包车工人罢工；向教师、学生募捐，维持工人罢工期间的生活；推选代表向芜湖警察厅请愿，取消增收黄包车牌照税及车行加租；召开芜湖的劳动大会。薛卓汉和胡金台还脱去长衫，穿上黄包车工人的服装，深入到工人中间，跟他们一道拉车，利用拉车的机会向工人们做宣传鼓动工作，并帮助他们组成十几个小队，确定指挥和联络人员，做好举行罢工的一切准备。
3月21日，芜湖黄包车工人全体举行罢工。次日上午，一支由黄包车工人和学生混编而成的2000多人的请愿队伍，高举“誓死反对加租”
“请求各界援助”两面白旗来到警察厅，向警察厅长陈述举行罢工和要求减租的理由，并提出借大舞台（今芜湖市大众影都）召开大会、取消增收黄包车牌照税和车行加租、命令车行退回已收的新加车租、车行按照原租减少一成等4点要求。警察厅长面对上千罢工工人和学生的呼喊声惊慌失措，当即答应取消牌照税，并把车行老板传来大骂一通，命令他们立即减租。罢工工人听到这一消息后，欢呼雀跃，齐声高呼“劳动者万岁”。工人罢工取得了初步胜利。
为了巩固斗争的胜利成果，防止反动当局和资本家勾结起来进行反扑，在芜湖学联的宣传和帮助下，芜湖劳动界决定召开劳动大会并成立劳工会，维护工人利益。安徽省军政当局及芜湖地方当局得知消息后大为恐慌，立即在工人经常聚会的地方张贴告示，下令禁止劳动大会的召开。
3月28日，芜湖市学联召集各校代表及黄包车工人代表举行临时会议，决定连夜面见警察厅长，要求批准开会，遭到断然拒绝。双方僵持很久，没有结果。代表们气愤地离去。次日，数千工人和学生不顾当局的阻挠和恐吓，按原计划齐聚东门外铁路埂召开劳动大会，宣布成立芜湖劳工会。会场上高悬芜湖学联赠给劳工会的白布横幅，上书“劳工神圣”4个大字。黄包车工人打扮的薛卓汉在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今天召开芜湖劳动大会，大家看这个‘働’字吧，就是‘動’字加上站人旁，它的含义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没有我们劳工就不能推动，也是要那些当官的、富贵的人要把我们劳工当人看待。”随后，大会选出芜湖劳工会的正副会长及各部部长。就职人员当场发表演说。同时，大会还发表了由学生代为起草的《芜湖劳工会宣言》，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宣言》指出:“我们是劳动者，我们的‘吃’在哪里呢？我们是劳动者，我们的‘人权’在哪里？”“我们如今醒了!”大会结束后，举行游行。
芜湖劳工会的成立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和指导。1922 年 5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薛卓汉作为芜湖工人领袖出席了这次大会。芜湖劳工会的成立，也极大震撼了反动当局。他们在派出密探侦查后，将人力车工人领袖俞鸿喜密捕，移送地方检察厅查办。但这并没有吓倒芜湖劳工会。在芜湖劳工会的组织和发动下，芜湖市成衣、纱厂、油漆、锯木、鞋业等各行业工人相继举行罢工，取得了一定胜利，部分行业的工人的工资增加了，工作状况也有所改善。
1922 年芜湖黄包车工人罢工是青年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安徽现代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工人罢工，虽然规模不大，但开创了安徽现代工人运动的先例，写就了芜湖乃至安徽工人运动史的破题之篇。
（作者系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科研规划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