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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艘木船，停泊在南湖的水面上，漆色深红，像一块凝固的火焰。百余年来，游人来来往往，他们抚摸我的船舷，拍照，低语，偶尔有孩子问：“妈妈，这船为什么是红色的？”而我只是沉默。
倘若我能开口，我会告诉他们，红不是天生的，而是被信仰浸透的。
1921 年的那个夏夜，我只是一条普通的画舫，青黑色的船身，木纹里渗着江南的潮气。那晚，十三位革命先行者踏上了我的甲板。他们低声讨论，时而沉思，时而坚定地交换意见。那些词语却沉甸甸地砸在我身上，“革命”“信仰”“中国”。我记得那位操着湖南口音、戴圆框眼镜的先生，手指在《共产党宣言》上摩挲，指节因用力而泛白。记得一位年轻人突然站起身，声音压得很低，却像火苗一样烫：“总要有人先醒过来。”他们以手抚过《共产党宣言》的封面，字句如星火般落进船舱。有人轻声说“必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话音未落，晨露已打湿了他们的衣襟。这湿润的期待，最终化作改天换地的甘霖，那些晨露最终汇成江河，奔涌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后来我才明白，那晚之后，我不再只是一条船。
战火蔓延时，我听见远方传来的枪声，桅杆微微震颤。风雨中，更多身影接过前行的火炬。长征路上的草鞋磨破了，雪山的寒风冻僵了手指，可那些脚印仍倔强地向前，连成一条永不断裂的星河。我想，如果我能动，一定会追上去，载他们一程。可我只能停在原地，任由湖水一遍遍冲刷我的身体，如同在说：“记住，记住。”1949年，当那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南湖的波浪仿佛也随着国歌的节奏起伏。那天，水珠溅在我身上，恰似一场温柔的雪。我听见广播里的宣言，听见无数人的欢呼，忽然觉得，自己身上的红漆，似乎更鲜艳了。
新时代的晨光里，我看到年轻党员在我面前宣誓，他们胸前的党员徽章，恰似当年南湖的粼粼波光。我渐渐懂了，我从未真正静止。那些人，有的化作大别山下的映山红，有的化作塞罕坝的松涛，而更多的人，化作千千万万双手，继续划动时代的桨。
夕阳西下时，一个小女孩指着我问：“它为什么特别红？”她的母亲蹲下身：“这红色宛若黎明前的曙光。一百多年前，有一群革命先行者就是怀着这样的希望，在这里点燃了火种。”
湖水轻拍船舷，波光中倒映着两岸的万家灯火。我知道，这一抹红早已融入每一寸土地，化作校园里的红旗、边疆上的界碑、实验室的数据、田埂间的脚印。倘若记忆能够言语，它会说：这不仅是历史的颜色，更是未来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