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字

父亲写得一笔好字。父亲从不练字，也没想过当书法家。写毛笔字是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工作。

在我幼小的记忆里，去父亲工作的区文化站，几乎都是见到父亲趴在桌子上写毛笔字。很大的纸，折成小格，一个字一个字地抄。有时，身边人多了，与人聊天，一分神，把字写错了，或漏掉一个字，父亲剪个小纸片粘上，认真重写。

上世纪 70 年代，父亲到文化站工作。文化站那时很忙，各个乡村都成立了业余剧团和宣传队，父亲要帮助他们排练节目。特别是到了冬天，农闲时节，就很少看到父亲的影子，常常十天半月不归。

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进入市场经济，文化事业逐渐滑波。农人们外出打工，那些业余剧团和宣传队也全都散去。乡村文化站也成了没娘的孩子，没有经费，工资的一部分还要自筹。很多文化站关了门，父亲的同事都另谋他业，美其名曰“以文养文”。

父亲一生对钱淡泊，甚至很少顾及家庭，这也是我们一直对父亲不满的地方。文化站就他一个人，也没有账目，他偶尔找些单位化点缘，公家钱和私家钱放在一起用。父亲的文化站没有关门，父亲又忙起了另一件工作——编写一份墙报，名曰《寺前河报》。

父亲的文化站就在公路边，集镇上最热闹的地方。父亲在区里工作时间长，又做文化工作，四乡八镇的人都认识他。有熟人到镇上办事，喜欢到父亲的文化站坐坐，也带来各地各种消息。父亲都用本本记录在册，然后每周编成一期《寺前河报》，有本区新闻、政策浏览、街头巷议、民间故事、文艺副刊等等。而这些内容，都是父亲一个字一个字抄出来的。

《寺前河报》就竖在街道边，一溜儿玻璃橱窗。父亲把报纸抄好，然后贴进这些橱窗里。因为都是身边人身边事，《寺前河报》成为当地阅读量最大的报纸，路过的都要驻足看看。因为看的人多，区政府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某单位宣传一项工作，都找到父亲。父亲的《寺前河报》也借此收点广告费，补贴买纸和笔墨的钱。

对于父亲来说，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文化站里，和乡民东扯西拉，抄写墙报。特别是每年夏天本地孩子们考入高中、大学，秋季里部分青年征兵入伍，都被父亲从可靠途径得到消息，登在《寺前河报》上，一时观者如云。这些刊登在《寺前河报》上的名字，很快家喻户晓，成为他们家庭的光荣。

父亲耿直，看不惯的事情，被他写成文章，自抄贴在墙报上《街头巷议》专栏。譬如抨击打麻将赌博、不孝敬父母的现象，还譬如批评某干部调离本地，招摇过市……这些文章虽然不点名，但读者都心知肚名，对于社会不良现象起到了监督作用。

《寺前河报》几乎每周一期，每期几千字到万字，皆是父亲一笔一画写成。直到他退休，出版数百期。退休后，他又被单位留用若干年，继续编写《寺前河报》。后来文化站调来了年轻人，父亲回到家。年轻人是不可能有那份耐心、那份情怀，来编抄这份墙报。如今，《寺前河报》已成为本地人温馨的记忆。父亲不仅抄写《寺前河报》，本地人日常毛笔文书之类，也成了父亲乐此不疲的工作。写挽联、写广告，尤其是过春节，春联要写几天。父亲在家里几乎呆不住，一年到头坚持上班，过大年，更要去文化站，帮助人家写上半天春联。

我们这里，也是赵朴初先生的故乡。1990年，赵朴初先生回到故乡，父亲参与了接待工作。看到父亲的字，给予好评。此后，又摹仿、学习赵朴初的字，后来也写得极具赵朴初之味，使父亲的字受到更多人的青睐。

父亲把一个文化站办得有声有色，成为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他的文化站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集体，他个人也被评为劳动模范，进京领奖，受到当时政协主席李瑞环的接见。

父亲没有想成为一名书法家，使得他的字更多一份清纯、平和，少有名利气。这字，成为父亲人生中开出的最美丽的花朵。

（余世磊）（该文获安徽省首届“致敬最美劳动者”职工散文大赛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