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村老家的街头巷尾,人们不时能听到“咚咚——咚咚咚”的拨浪鼓声,还夹杂着“针头、线脑、纽扣、洋糖果”“徐州火柴,一毛钱四盒”的吆喝声,那便是货郎。只见一名中年男子肩上挑着一副担子,担子的一端是货盒和储仓。下面半米来高的木柜是储仓,里面装着待售的商品,上面放着长方形木质货盒,用屋脊状铁丝网网着,里面盛着钢针、丝线、纽扣、糖果、松紧带、小镜子、小刀、玻璃球、铅笔之类的“小百货”。担子的另一端是盛“破烂”的柳条筐。
货郎担里的小商品都很便宜,缝衣服的大号钢针1分钱一根,玻璃球2分钱一个,那月亮状的小镜子也只要1毛钱。这些东西多是供销社的代销店里难以买到的,于是,拨浪鼓声一响,乡亲们便闻声出门,三五成群地围着货郎担。女人们买针线做衣服,买梳子、镜子、胭脂梳妆打扮;孩子们买糖块甜甜嘴,买玻璃球斗输赢,也买橡皮铅笔等文具用来学习。
那时的农村比较贫穷,主妇们兜里有个块儿八毛的,也会捏在手心里攥出汗来,舍不得花,想着把它用在刀刃上,买煤油、火柴、盐等生活必需品。货郎担里的那些小玩意可以用废弃的铜、铁、牙膏皮、旧棉絮,以及烂得不能再穿的鞋子等“破烂”来换取。主妇们早早地把“破烂”拾掇好,听到货郎的拨浪鼓声,一边拎着或抱着“破烂”出门,一边高喊着:“换荒的(对货郎的称呼),甭慌走!”货郎放下担子,交易便开始了,当然也免不了讨价还价。“这棉花套子多少钱一斤?”“5 分。”“6 分吧?”“好,你这棉套成色还可以,6分就6分。”接着,货郎从木柜里拿出一杆秤,称棉絮,算账,折成钱。如果双方同意的话,干脆也不用秤称了。货郎用手掂一掂,便喊出“值5分、8分、1毛、2毛”等价钱来。有时货郎说“破烂”太少,不能换镜子、梳子之类的东西。但主妇们已将需要的东西拿在手里,便陪着笑脸说:“咱们还是老主顾呢,下次来,再多给你找点破烂。”“好的,说话要算数哟。”货郎也笑了,卖了个人情给顾客。
踮着小脚的老太太来了,手里拿着几双烂鞋子和碎布片,或是攥着成年累月梳掉的一团花白头发,要换大大小小的钢针。货郎从货盒里拿出几个锡纸包来,慢慢地打开,捏出几根针递到老太太手上:“大娘,这是套被子用的针,这是做衣服用的针,这是绣花用的针,行了吧?”看着老太太还不满足的神色,货郎又取出两根小针:“大娘,不悖您的面子,再送你两根行了吧?”老太太手捧亮闪闪的钢针,又踮着小脚,心满意足地走回家去。
娃娃们成群结队地跟在货郎后面,有拿出2分、5分钱买橡皮和铅笔的,有用锈迹斑斑的铁丝、铁皮换橡皮筋和连环画的,有手拎废纸板央求货郎给玻璃球的。有的孩子身上没有钱,家里又找不出什么“破烂”,便打起了“馊主意”。有个小伙伴把家里的牙膏全部挤出来,然后拿着挤空的牙膏皮到货郎担上,换了 5 个“糖豆”,喜滋滋地一溜烟跑了。当时一支牙膏值2毛钱,一般人家是舍不得买的。中午回家后,他的屁股蛋儿被父亲长满茧子的大手打得通红通红的。
货郎挑着担子走村串乡,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赚上一两元钱,在当时算非常不错了。当时家乡物资匮乏,生产大队只有一个供销社的代销店,小得可怜,商品寥寥无几,有的还要凭“供应票”才能买到,实在难以满足乡亲们的物质生活需求。货郎担也因此存留下来。货郎们沿袭着祖辈们的经营方式走村串乡,兜售各种日用品。这种送货上门,可以讨价还价、以货换货的交易方式,深受乡亲们喜爱。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了商店,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农民们也富起来了,再也不用抱着“破烂”到货郎那儿去换“小百货”了。当年的货郎已不见踪影,见证了社会发展的货郎担呢?早已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睡大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