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临近春节,我踏上了北上的列车。车窗外的景色从江南的烟雨朦胧逐渐变成北国的银装素裹,玻璃上凝结的冰花像极了思念的形状。这是我第一次以军嫂的身份去部队探亲,怀揣着新婚三个月的甜蜜与期待。
列车到站时,站台上呼啸的北风裹挟着细碎的雪粒,将我的围巾吹得猎猎作响。我踮着脚在人流中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却只看见几个裹着军大衣的陌生面孔。信笺里明明说好要来接站的,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已经焐热的信纸,纸页边缘因为反复翻阅已经起了毛边。
搭上一辆往军营方向去的拖拉机,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震得耳膜生疼。驾驶座上的老农裹着羊皮袄,呵出的白气在胡茬上结成了霜。铁皮车厢里堆着冻硬的白菜,我蜷缩在菜垛旁,看着车轱辘在积雪中碾出两道蜿蜒的痕迹,就像我忐忑的心绪。
当飘扬的军旗终于映入眼帘时,我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哨兵持枪的身影在暮色中如同雕塑,军装上的五角星在雪光的映照下格外耀眼。登记时钢笔冻得不出墨,小战士红着脸呵了口气,睫毛上沾着的雪粒随着呼吸轻轻颤动。
营区比想象中更肃穆。水泥路两侧的杨树褪尽了叶子,枝丫间挂着晶莹的冰凌。远处传来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整齐的脚步声像鼓点般震落树梢的积雪。我在勤务兵的带领下穿过晾着军被的操场,晾衣绳上冻硬的布料在风中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推开宿舍门的瞬间,我的心突然沉了下去。靠窗的床铺收拾得一丝不苟,军绿色被褥叠成标准的“豆腐块”,床头照片里我们的结婚照擦得一尘不染。指导员解释道:“三天前的凌晨,我们连突然接到命令……”他的声音渐渐低下去,墙上的作战地图沙沙作响,某个用红笔圈起的边境地名刺得眼睛发疼。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株植物般在这片铁血土壤里悄悄扎根。清晨五点半,此起彼伏的军号声会准时撕破黎明;食堂蒸笼掀开时,馒头热气会在零下二十度的空气中凝成白雾;夜训归来的士兵们,靴底沾着的雪在走廊上化成一道道水痕。我开始理解丈夫信里说的“冻僵的手指扣动扳机”,理解他总在结尾写的“勿念”二字背后藏着多少未尽之言。
最难忘的是除夕夜。留守的官兵们轮流给家里打电话,有个小战士刚喊了声“妈”就哽住了,整个房间突然安静下来,只剩窗外雪落的声音。我帮着炊事班包饺子,在某个饺子里偷偷塞了颗水果糖——这是丈夫连队的老传统,他说吃到糖的人来年会有好运。
正月十五的清晨,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门外站着满身风雪的通信员,他冻裂的嘴唇开合了几下,递来丈夫就要回营的消息。我手中的搪瓷缸突然砸在地上,未喝完的豆浆在雪地上洇出淡黄色的痕迹。
站在岗亭前等待的那半小时,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时光。当车队卷着雪雾出现在视野尽头时,我死死攥住围巾的流苏。第一个跳下车的身影有些蹒跚,但他奔跑的姿势依然保持着军人的挺拔。在与丈夫相拥的瞬间,我摸到了他颈后新增的伤疤。他的拥抱很轻,像是怕碰碎什么珍宝,而我哭得像个迷路已久终于归家的孩子。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的接站通知因为暴雪延误了;也知道了在我到达前三天,他们连队刚刚接到了一项危险的边境巡逻任务。
当元宵节的月亮升起时,我们并肩站在军营的瞭望台上。望着远处村镇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来,我知道,这份安宁里,有丈夫的一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