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偏远的乡村小学教书。一座破祠堂、两间旧仓库,就是我们的教室。一间教室坐两三个年级的七八名学生,三四名老师承担起全村从幼儿班到五年级二三十名学生的所有教学任务。乡村小学简陋的条件与城里的学校反差太大,但我仍以陶行知先生为榜样,满怀信心地开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工作。
当时老师都是吃“供饭”,也就是几位老师一起到有孩子上学的家庭吃饭,一个孩子上学,就“供”一天饭,两个孩子上学,就“供”两天饭。一个学期要吃五六个轮回,家家户户都很热情:或是提前浸泡黄豆用石磨磨豆做豆腐,或是从谷仓里拿出腌火腿切下一刀蒸火腿片;或是去田埂上挑些马兰头,去屋后的山上掐野蕨,让老师尝尝鲜。
早上,我们走进门,家长泡上自家采制的新茶,端上一碗滚热的茶叶蛋,热情地给我们剥鸡蛋;主妇给我们每人端来一大碗面条,又端上一大碗刚出锅的辣椒炒豆 腐 干 之 类 的“ 浇头”。请客人吃浇头面,是徽州待客的最高礼遇。
午饭和晚饭,主妇都会烧几个荤素搭配的菜。我们边吃边聊,聊科技种田和家庭收入,聊国家政策和农村发展,也聊家长里短和乡村趣事。其间家长总会叮嘱我们:“孩子不听话,拜托老师多费心!”每一次上门吃饭,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很好的集体家访机会。
老 师 来 家 里 吃饭,学习好的学生便会围在桌边。老师会借机在父母面前给予表扬,鼓励他们向邻居家考上大学或是在大城市工作的哥哥姐姐学习;而学习差的学生,便会躲得远远的,待老师出门,马上溜进家舀一碗饭、夹几块肉堆在碗里边吃边跑。
吃完晚饭,当我准备把凑好的每人每天三角钱的搭伙费偷偷压到茶杯下面时,家长都会热情地拦住:“老师吃饭难得的,吃点便饭还用付钱吗!”
村民不收搭伙费,我们便时常买些学习用具送给学生。校长还买来理发剪,给学生免费理发,也给村民免费理发。
村民家里杀猪,不管家里有没有孩子读书,都会提前约老师晚上去吃“杀猪饭”。新房落成,主人会提前请老师吃“喜酒”,顺便托老师写“喜事联”。家里添了孩子,会请老师取个好名字;家里来了贵客,要请老师陪客。
我们出山村开会,会顺便帮村民带点种子、农药、止痛膏和眼药水等。放寒假前,村民都会请我们提前给他们写好春联,还会送些冻米糖、徽墨酥等土特产,或是拎只老母鸡、拿块土猪肉送给我们回家过年。
一转眼,三十余年过去,我与几位村民成为多年的朋友。再回山村,村民们依然会亲切地喊我一声“老师”,一切仿佛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