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喜代老师,作品又见报啦!”同事的夸赞如春日暖阳,勾起我内心深处温暖的回忆。如今,我的稿件常亮相市级以上媒体,这份成长与荣耀,离不开一路走来的师长们如明灯般的指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出生在农村,9岁才上小学。那时的我贪玩,成绩在班级垫底,对未来一片迷茫。
五年级时,家里的叔爷张老师成了我的语文老师。他见我学业落后、家境贫寒,没有嫌弃,而是用温暖的笑容和鼓励的话语为我打开希望之窗:“读书,是农村娃最好的出路。”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全班 55 人中仅有 5 人考上初中,我以最后一名的成绩幸运地搭上继续求学的列车。
升入初中,课程难度陡增。即便我拼尽全力,第一学期总分仍在班级下游徘徊,满心挫败。第二学期,“表舅”李老师成为我的语文老师。他未因我成绩差而轻视,反而看到我肯吃苦的韧劲,放学后常耐心为我辅导功课,轻声提醒:“笨鸟先飞,方法对就不怕赶不上。”在老师们的悉心辅导和自己的奋力追赶下,我勉强考上市级中专,迈出改变命运的关键一步。
中专时,我面对《琵琶行》这类长篇古文仍力不从心。孔老师定下规矩:没背掉课文的同学,要逐个到讲台前当面背诵。我把课文抄在小本子上,争分夺秒地记忆,遇到不懂就追着老师问。终于,在规定时间内,我站在讲台前完整地背完了古文。那一刻,孔老师温暖的笑容如一束光,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成为我后来面对困难的力量源泉。
中专毕业后,我进入中煤新集公司成为井下一线职工。每天在漆黑幽深的井下巷道穿梭,面对重复单调的作业流程,我满心迷茫。直到队领导找到我,让我尝试写新闻报道。可真正提笔时,我才发现职场写作与校园作文天差地别,几次尝试都不尽如人意。队领导看出我的窘迫,递给我几份省报,说:“多看看别人怎么写的,把咱们井下大干快干的实事讲真、写活。”
从那天起,我与写作真正结缘。那时,我时刻把报纸带在身上,工作之余逐篇品读。上学时老师说的“为文如造房,凤头亮眼、猪肚饱满、豹尾有力”时常在脑海中回响。我开始尝试把井下的故事写进稿子里,渐渐地,稿件不再空洞无物。《杨道伍和他的三辆车》等作品被多家媒体采用,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报纸上,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后来,矿宣传部门招聘专职宣传员,在队领导与师傅们的鼓励下,我报名应聘并通过了选拔。为了抓住机会,我白天跟着宣传师傅跑现场、下井学摄影、与一线矿工聊采访;晚上,抱着新闻写作书籍恶补理论,反复练习写作。遇到不懂的问题,我就追着师傅请教,他们毫无保留地把经验传授给我。
在“训”“练”结合中,我慢慢褪去青涩,在实干中经风雨、长本领。后来,公司总部有大型宣传活动时,我常被借调支援。记得一次参与“全国矿山技能救援比赛”专题报道,为了拍出有冲击力的照片,我跟着参赛选手在狭窄的巷道里手持相机穿梭;为了写出有深度的稿件,我采访了十几位老矿工,聆听他们讲述安全生产的故事。那次报道在省市媒体刊发,还得到公司领导的高度肯定。
如今,我已年近半百。回望来路,从农村娃到企业宣传骨干,每一次跨越、每一次成长,都离不开师长们的悉心帮扶。“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份师恩,早已深深镌刻进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