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中秋节刚过,不满20岁的我被选送到南口公社中学当代课老师。
学校偎依在南口公社旁,中间仅隔着一口大水塘,酷似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周围被丘陵和松林环抱。步入学校大门,左右两侧是教室,对面是老师办公室兼卧室、厨房、餐厅。
公社教育干事将我带到校长面前,“这是那个知青,桐城中学毕业,高考仅差2分。”
校长是一位50岁出头的瘦弱中年人,摘下眼镜上下打量着我,“还没有学生高,行不行?”教育干事白了他一眼,“是骡子是马遛遛再说,教书跟身高有关系么?”
南口公社中学其实只有初中,三个年级各两个班,学生不足400人,有十几名老师,正式的不多,大部分是民办教师。
虽然心里不踏实,但校长还是让我代初三年级语文课,着实让我受宠若惊。好在初三年级的语文课本我并不陌生,就是我四年前学过的,几乎没什么变化。我立马回家把当年的语文课本和课堂笔记找出来,温习几日后,信心十足地“走马上任”。
那天,随着上课铃声响起,班主任乔老师带我走进初三(1)班教室,对我进行简短介绍后,便把三尺讲台让给了我。
站在几乎与我胸部同高的讲台上,台下学生的窃窃私语和不屑眼神告诉我,他们对我的知识水平和任教能力产生了十二分的怀疑。目光环顾一圈,更让我心虚几分。学生们年龄差异不小,有的说不定比我这个老师还大,三分之一的学生比我还高一截。
第一堂课的45分钟是难熬的,虽然经过了认真备课,但我讲课时还是磕磕巴巴、语无伦次,两条腿像中风似的颤抖不止,不听使唤,好在偌大的讲台为我遮挡住了尴尬。
课后,校长主动找我聊天。
“我也是桐城中学毕业的,记得我们那一届有两个学生因各种原因没能参加高考,直接留校任教,现在都成了名师。这些农村娃都非常善良朴实,第一节课没上好,问题在于你精神过度紧张,熟能生巧嘛。没关系,我相信你能行。”这番话令我如释重负,感动不已。
不负校长期望,几节课下来,我便适应了教师这一角色,讲课说不上滔滔不绝、言近旨远,但能够清晰表达,和学生互动交流也顺畅自如了。
校长见我有潜力,便把带领全校师生做课间操的任务也交给了我。我先从每个班各挑选两名基础较好的学生当“小教员”,对他们进行培训,随后便是实践。每天上午第二节课后,大家在校门口的操场上以班级为单位排好队,“小教员”站在队伍前列带操,我胸前挂一只口哨,用喇叭喊着口令,“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学生们感到很新鲜,每次做操都十分起劲。
放学后,校园内万籁俱寂,只有两三位老师住在学校。每当夜幕降临,学校里没电,我便在煤油灯下备课、批改作业。遇到阴雨天气,狂风夹着雨点敲打着窗户,松树林里发出阵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一开始觉得恐惧,没过多久也就习惯了。
到了年底,征兵工作开始了,民兵营长出于让我早点离开农村的好意,悄悄替我报了名。没想到,瘦小的我体检指标样样合格,穿上了向往已久的军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任教百余天的学校。
十年后,我从野战部队调到安庆军分区政治部任组织干事。过了不久,后勤部调来一位助理员,初次见面便向我问好:“老师好!”我奇怪地问他:“你认识我吗?”他说:“我认识您,你在南口公社中学当过老师吧?我是您的学生。”当年的师生竟成了战友和同事,是巧合还是缘分?
那个时代,那段经历,那份付出,那份收获,浸透着汗水,成为我的宝贵财富,使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