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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在我国传统节日中，重阳是唯一以“至数”之极所定的节日。《黄帝内经·素问》云：“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九”数在《易经》中被视为阳数，“九九”是两阳相重，故曰“重阳”；因日与月皆逢“九”，故又称为“重九”。九九归真，一元肇始，古人认为九九重阳是吉祥幸福的日子，民间有拜神祭祖、登高辟邪、饮宴祈寿等多种习俗。
重阳节源自天象崇拜，起始于上古，普及于西汉，鼎盛于唐代以后。其习俗活动的现存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季秋纪》：“（九月）命家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是日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可见当时已有在九月农作物秋收之时，祭天帝、祭先祖以谢恩德的活动。
登高辟邪的活动亦由来已久，《楚辞·九怀》中就有记载暮秋登高的篇章：“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漻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汉承楚俗，由此逐渐衍成重阳登高的习俗。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记载，早在汉高祖刘邦时，就有重阳登高的做法：“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
那么，为何把重阳登山称为登高呢？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记载，汉朝以长安为京城，在长安的附近有一个小高台，每到重阳节，人们便会纷纷登上小高台，欣赏秋天的美景，因为所登的山为小高台，故有“登高”之说。
重阳节登高，人们还会“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其中缘由，南朝梁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有过这样的记述：“东汉时期汝南人士桓景，随道士费长房游学数年。”费长房曾对桓景说：“九月九日如家当有灾厄，急宜去令家人各做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家，见鸡狗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代之矣。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饮菊酒，妇人带茱萸囊是也。
菊花酒在古代被看作重阳必饮、祛灾祈福的“吉祥酒”，酿制菊花酒早在汉魏时期就已盛行。《西京杂记》云：“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为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梁简文帝《采菊篇》中则有“相呼提筐采菊珠，朝起露湿沾罗襦”之句，亦采菊酿酒之举。陶渊明也有“酒能祛百病，菊解制颓龄”之说。《荆楚岁时记》亦有“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莲耳，饮菊花酒，令长寿”的描述。直到明清时期，菊花酒仍然盛行，这在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中有所体现。
茱萸俗称“艾子”，是一种药用植物，其味香烈，有驱虫、祛湿、逐风邪的作用，所以古人将茱萸作为驱邪的神物。茱萸分为山茱萸、吴茱萸、食茱萸、草茱萸四种，其中入药的大多是山茱萸和吴茱萸，两者的药用价值也不尽相同。山茱萸功能主治补益肝肾，涩精固脱；吴茱萸主要用于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闲听竹枝曲，浅酌茱萸杯。”诗人白居易在《九日登巴台》中提到的“茱萸杯”，也许正是以茱萸为原料的补酒。魏晋时，人们不仅佩戴茱萸，还将茱萸插到头上，故后世也称重阳节为“茱萸节”。
随着岁月的流逝，重阳“辟邪”“驱疫”等迷信意识，在人们的观念中日渐淡薄。每逢此日，人们喜欢邀请亲朋好友，身佩茱萸，携带佳酿，结伴出游。特别是那些文人雅士登高环顾，极目远眺，各种旖旎风光尽收眼底，就会发出许许多多的感慨，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推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李白在重阳节登上了巫山，并写下“飞步凌绝顶，极目无纤烟”的浪漫诗句；杜甫也曾独自登高远眺，留下“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壮丽诗章；在词中，最著名的是李清照的《醉花阴》，其中“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一句，不知让多少人为之动容。
历史发展到今天，重阳辟灾厄、插茱萸、饮菊酒的习俗已不多见，但是登高望远，赏景吟诗，确实别有一番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