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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一个人，一辈子，可能多少与“借”字有些纠缠，哪怕你是达官贵人，也不能说你一辈子与“借”字无缘，就连堂堂的皇帝，也得借天势，不说诸葛亮借东风了。在那经济困顿的年代，一个借字不说构成了生活的全部，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生活的全貌。
当年，村里来了一位外来户，老少都喊他大狗子。拖儿带女的大狗子，家里穷得连挑水的水桶都没有。也难怪，当年修大寨田，山上的树都被砍光了，不说外来户找一棵杉木箍水桶很难，就是当地村民，没有四五年，也凑不起箍水桶的木料。一个家庭除了开门七件事之外，水当然是最重要的。大狗子无水桶挑水，就轮换着在村民中借。这个借也要讲究时宜，早晨去早了，人家还在梦乡里，去迟了人家也要水桶挑水。大狗子总是趁着村民方便的时候，才去借水桶。大狗子借人家水桶也不是白借。挑好自家的水之后，他总是不忘给桶主家挑三担水。后来，大狗子知道村里有位军属家父母年龄大了，挑水爬上爬下的，他就专门到这家借水桶，先把军属家的大小两个水缸都挑满了，才挑自家的水。后来，经济逐渐好转了，村民挑水也由过去的木桶，换成了白铁桶，村民看到大狗子还是依然借军属家水桶挑水，便说：“大狗子，置一副白铁桶，要不了多少钱！”言语不多的大狗子笑了笑，挑着一担清汪汪的井水，走了十多步，才回转头轻轻地说了声：“这不是钱的事啊！”村民们咀嚼着这句话，望着大狗子渐行渐远的背影，赞许地笑了。
我家当年粮食不够吃。父亲在单位工作，我们姊妹四个就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当时，吃的是工分粮，工分挣得越多，口粮越多。我母亲披星戴月地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家里还是年年超支，工分粮少得可怜。当年，我们都是饭钵子，每个月不到月底，米缸就见了底。为此，母亲就拿起米升子，让我们去左右隔壁家去借米。姐姐是女孩子，抹不开面子，不愿意去。哥哥有些调皮捣蛋，母亲怕他到了人家说了不合时宜的话，米没有借到，还得罪了人家。弟弟还小，我只好当仁不让了。说真话，借米时我是硬着头皮去的。当时，家家粮食都不太宽裕，能借给你是难得的仁义。小时候怕外出借米，但却乐意还米。还米时，母亲把米升装得泼满泼满的，就像堆宝塔尖一样，稍不小心，米粒就像珍珠一样滚了下来。遇到客气的邻居，谦让着，非得让我把堆尖的大米带些回去。我脑际中回响着母亲的叮咛“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便撒腿就跑，这一跑跑得兴高采烈。
村里的胡先生，据说考过秀才。当年，他曾经教我描过红。在村里，他也时常说借，但这个借字说出口，却是文绉绉的。无论是挑水，还是担粪，如果路上遇到行人，他都很客气地说一声：“对不起！借个道儿！”遇到胡先生这样说，不管行人多么匆忙，立马停在路边或田埂梢，让出一条道儿，让胡先生走。农村人常常为屋基田界，甚至鸡毛蒜皮的事闹纠纷，言来语去，甚至大打出手。遇到胡先生在，弱不经风的胡先生几句就听出事情的端倪，便用手轻轻地拍一拍能主导这件事情的关键一方的肩膀，缓缓地说：“请借一步说话！”胡先生边说边用另一手指着前面，对方百分之百不会拂胡先生的面子，借坡下驴地随胡先生走了。那些围着看热闹的村民，知道这样就不会有热闹可看了，便作鸟兽散。
刚刚工作时，大家工资都不高，相互借钱也就不好意思开口了。于是，单位员工之间成立互助会，一个员工每个月从工资里扣下一至两元钱，放在会里。每个入会的员工，每年都有一次借钱的机会。当年，我还年轻，也没有成家，用钱的机会并不多，多年也未借过会里的钱。单位的有几个员工，家中有好几个子女上大学，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为此，大家都谦让着，尽量地把借钱的机会让给这些迫切需要用钱人。就这样，一个借字在贫寒的日子里，像一盆幽幽的炭火，散发着人性的温暖。
无债一身轻。如今，人们不再为柴盐油米酱醋茶而费神闹心了，红红火火的日子，仿佛总缺少点什么？缺少什么呢？思来想去也许缺少了这种难以忘却的借趣吧！